儒学史笔记(一):孔子以前

儒家思想起源于孔子之前的传统。主要有两个角度:身份职业和精神联系。

从身份职业上看,儒家似乎起源于乐官。阎步克认为:“儒家之所以别异于诸子百家的基本事业,不外乎传承礼乐、传承诗书,以及教育学子等等,《史记·孔子世家》所谓‘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进而,当我们向较早时代追寻‘以诗书礼乐教’这个功能的承担者时,可以发现它们全都在乐官职责的涵盖之内。”

陈来认为,不能仅从职官看,儒家思想本身是三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产物。他反问道:“仅仅相礼的职业就能产生出孔子的思想来吗?或者,仅仅从巫师和术士就能产生出儒家思想来吗?”


1. 天命

三代以来观念,与儒家关系紧密的,首先是天与天命。天的权威贯穿在儒家产生前后几千年的历史之中。

古代文献中,“天”和“帝”往往可以互相取代,陈梦家认为,帝就是昊天的别称。对天和帝的信仰起源于何时,无法确定,至少早于殷商时代,而周人继承之。“报”的观念显示出周人实际上把天看作是人的来源,所以对天的祭祀被认为是报本反始的行为。

天的权威还表现在它是人间秩序和价值的源头。《尚书·洪范》中治国平天下的法则,是天赐予禹的,一方面说明天的意志是人事成败的关键,另一方面说明天的意志通过法则的形式确定地表现出来,洪范九畴的实践,就是对天意的的遵循。

“天命”出现较早,指天的命令或意志,“天道”的说法则在春秋才流行开来。天道一指天象对人事的隐喻,二指天的意志或安排,在人的世界即表现为“礼”。

子产论天象,说“天道远,人道迩”,实际上拒绝从天象的角度论人道,但从其它言论,我们知道子产依然对天保持尊重。“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在这样的理解下,天的权威转化为礼的权威,是人的德行及人间的秩序而不是天象,决定着人的命运。

这种转换与“德”的兴起有关。


2. 德

至少从周初开始,德在古代思想世界中开始占据核心地位。

周初对德的重视,很大程度上与对殷周革命的反省有关,并有一个提炼的过程。大约在成王和周公时代,在历史反思和现实需要的双重作用下,“德”逐渐走上思想世界的中心。王德与天命似二而一,天命虽是至高无上的却也不是无法可循,德就是其转移与否的关键。

《酒诰》等文献特别强调的是,天是无好无恶的,其降丧于殷人和授命于周人,完全是出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德行。这样的思想后来被概括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从西周到春秋,对德的解释开始泛化。从超越的天和鬼神,到作为人间秩序的礼,以及个人的品质,德弥漫在前所未有的领域之中。“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鬼神被描述为可以理解和把握的存在,是“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作为德行的见证和象征。

周公本着“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的理念重新制作周礼,使得礼贯注着德的精神。

另外,从西周到春秋时代,德成为人格评价的最重要标准,《中庸》三达德“知、仁、勇”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价值。


3. 礼

礼乐是德的观念在秩序上的具体体现。

“史称周公制礼作乐,当然不是说周公是礼乐秩序的奠基者。这个说法的真正意义也许在于周公对于礼乐精神的理解与此前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即把以祭祀为主的事神模式转变为以德政为主的保民模式。相应地,礼也由最初主要处理神人关系变成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吉、凶、军、宾、嘉”五礼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效地发挥了规范社会生活的作用。但实际上,礼的范围比五礼所包含者要广阔得多,诸如宗法的制度、政治秩序和权力的继承制度等都在其中。

宗法制度经过了夏朝和商朝的发展,在周朝达到了它的顶峰。它既是政治和宗教秩序,又是社会和生活秩序。

就政治秩序而言,其最大的特点是君统宗法化和封国宗亲化。对于异姓的国家,采取婚媾的方式确立甥舅的关系,于是天下大国非天子之宗亲即天子之甥舅,各个封国之间也是如此,从而组成一个紧密的网络,来维护周天子的一统。这种制度在古代社会曾经相当有效,使周王朝在名义上延续了八百年之久。

某些具体的礼数不过是仪,礼则是“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礼所处理的最根本关系是君与民的关系,这在春秋时期得到了普遍的接受。

广义上说,乐就是礼的一部分,相对而言,则乐与礼互补。礼的精神偏重在区别亲疏贵贱的秩序,乐的精神则是在此基础上制造和乐如一的气氛。两者的均衡配合,才是世界的理想状态。《礼记·乐记》中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


4. 经典

至少在三代时期,教育在古代人的政治和生活中就占有重要地位。

周代教育已颇具系统,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承担主要教育职责的官员似乎是大司徒和大司乐。教育本身就是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学与仕之间不存在距离。学习的过程就是为施政做准备,学而优则仕,更不用说那些直接的权力继承人了。

在世子教育书单中已可以看到经典系统的轮廓近于六经。《诗》、《书》是贵族言语交往中不可或缺的,是德义和价值的渊薮,礼书在规范秩序的同时,也作为教科书,《春秋》通过历史事实培养善恶观念。

但《周易》属于占筮传统,有技术性,当时并非贵族教育的一部分,不过,受以德与礼为代表的时代思潮的影响,也和其它经典一样,逐渐朝着德义化的方向进行解释。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并不认为教育的需要制造了经典,教育只是把经典传达给人们的一种方式。究竟说来,是某种时代精神凝聚为经典,并成为教育的基础。”


5. 圣贤

“历史作为道在时间之中的展开,包含着众多的面向。以儒家对于历史的追溯和理解为例,圣王、典章制度、经典、种族意识等都是其关注的重点,而这些都是道之现实性的证明。

其中典章制度是道在现实世界中秩序化的体现,经典是道的文字化形态,种族意识是以道为标准在族群中进行的区分,圣王则是道的人格化形态。”

儒家圣王谱系基本不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范围。尧的主要功绩是定历法,禅位给舜;舜以德行而成平民天子,善用人,实现无为而治,提供了一个普通人由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典范;禹主要依赖平水土的事功而接受禅让。

“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古代记载中尧、舜、禹的形象,会发现一个有趣而重要的现象。他们的工作似乎有着明确而完美的分工,各有偏重却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尧的功绩主要在天文、舜的成就在人伦、而禹的事功在地理。他们分别奠定了天、人和地的基本秩序,从而共同构造了一个宇宙秩序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尧、舜、禹在儒家的圣王谱系中构成了不可分割的一组,担当着秩序创立者的角色。”

汤、文、武通过征伐而非禅让得到政权。在儒家谱系中似乎较尧舜禹低一等。

周公则是圣王中的第三类,其功绩一方面如孟子所说是“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另一方面则是所谓的制礼作乐。

从周人一再强调的周公制礼作乐的说法来看,在因袭之中,一定包含着某些重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或许包含着某些制度或者仪式性的东西,但最重要的,该是对礼乐精神的根本理解。周公制礼的精神乃是“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已经摆脱了早期以祭祀为主的事神的模式,而转向了以德政为主的保民的模式。

在圣王之外,还有其它圣贤人物,他们具有不同的品质,如伊尹是承担的楷模,伯夷是不同流合污的典型,柳下惠则是与人相处的模范。这些品质之间有时候是矛盾的,但对儒者而言又是必须的,所以分别承载在不同的生命形象之中。 圣贤们的存在,既丰富了儒家的生活世界和生命选择,同时,他们和圣王一起成为儒家思想现实性的重要证明。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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