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系列(3):我们为什么贫穷?

本文希望用简单的逻辑介绍林毅夫对改革前中国社会体制的研究,理论本身成立与否可以另外讨论,误解与疏漏都是我的责任,请大家多指教!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接下来,我们的先辈们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国家建设之中。然而,相比于1978年之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至少是乏善可陈的。

事实上,二战后独立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不论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资本主义的印度等,都怀着富强的梦想,而大多数都没能取得期望的成功。

贫穷,并不容易摆脱。


革命战争结束后,我们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希望集中所有力量,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摆脱传统农业国家的落后面貌,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富强梦想。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需要勒紧裤腰带,集中力量办大事。

首先,我们要募集社会上的各种资金,投资到关键产业,即重工业。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很贫穷的农业国,资金成本很高,因此,有必要对利息进行管制,使之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为了解决利息降低之后,大家都想借钱的问题,就需要政府介入资金的具体分配过程,让钱能真正投入到关键产业、关键项目。

其次,由于我们技术落后,必须从国外购买各种先进的技术设备。但是我们能出口的东西有限,要买设备也没有钱,因此,有必要对外汇进行严格管制,进一步地,也对所有进出口活动进行管制,防止大家拿钱去搞资本主义的奢侈消费。

第三,所有能源和矿产资源,应该以尽量低的价格提供给关键产业,工人的工资也压低一点,让企业多一点利润,购买更多的先进设备。

因为工人的工资比较低,为了保障他们的生活,有必要让粮食和各种生活物资的价格降低一点。又因为粮食和其它生活物资的价格偏低了,为了防止大家不把东西卖给国家,或者生产得不够,也就有必要对粮食进行统销统购,其它生活物资也要有效管制,凭票供应,保证分配公平。

当然,由于以上种种管制的存在,可能就有些人开始偷奸耍滑。比如说,既然粮食价格低,就自己拿去酿酒卖,或者拿去养鸡养猪,这些都是不利于国家的早日工业化的。因此,也有必要在微观上进行有效的管理:农村要建立起生产队,工厂最好由国家直营,进一步地,也就是安排好每个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这样,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社会管理体系,把每一份资源、每一个人都安排得明明白白。这套体系和“主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服务于富强的梦想。因此,不仅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这样的体系,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努力推行类似政策。


如我们所知,这套体系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

我们高估了人类理性的能力。当每一份资源、每一个人都被纳入到一个庞大的计划体系之中的时候,如何组织与管理这个体系成了最大的问题。我们无法掌握每份资源,每个人的所有信息,也不能保证所有计划与安排都完全落实,我们的安排有时是滞后的,有时是冲突的,有时是错误的。

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把我们的雄心称作“致命的自负”

而在一个安排一切的体系之中,个人也失去了努力的动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被传扬了无数遍的小岗村的故事中得到了深刻体会:只需要让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就能让一个年年吃救助的村子产出余粮。那么也就可以预料,因为激励不足,每年要隐性地损失多少生产力。

另外,由于我们要集中力量投资关键产业,民生相关的产业自然要做出牺牲,大家的生活水平,就不能快速提高。并且由于这些关键产业都是重资产的,同样一万块,可能投资轻工业可以让50个人有工作做,而投资重工业则只能让一两个人有工作做,因此不仅农村人一定要设置一个农业户口,有时城里人也得“上山下乡”。

所有这些困难,都源于我们改变贫穷的迫切,都源于我们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梦想。


因为种种困难,我们开始放松这套体系的限制。对农民来说,第一步就是,让那些吃不饱饭的村子,可以把地分到各家去种,自谋生路;对工人来说,如果生产的产品超过了计划任务,超过部分的收益可以留一部分用于自身福利。

虽然过程时有反复,我们的改革让多数人受了益,就很难倒退回去了。

许多资源和产品都在计划之外形成了新的市场,可能价格比计划内的贵,质量还不好,至少不要凭票购买,使大家有了交换的基础。短缺的时代,有就比没有强。当这个计划外的市场迅速发展,以至于让计划内的生产显得无足轻重时,计划内的生产干脆完全取消了。

取消计划,就是让每一个人自己为自己计划,取消分配,就是让每一个人自己为自己分配,取消进行总体计划的理性,就是让每一个都发挥自己的理性。


回头去看,历史的答案真是难测:当我们不再试图集中所有力量实施跨越式发展计划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与富裕国家相比,我们依然贫穷,但前面的路,似乎要清楚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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