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系列(5):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我之前做过物流项目管理,再之前负责仓库现场管理,后来根据这几年的经验写了十来万字的仓储管理笔记,多少算是有些基层管理经验。

基层管理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每天要处理的问题非常具体和实际,积累一点经验之后,对事情的判断和预测会相当准确。这样,在开会讨论的时候,现在的情况,接下来可能出现的问题,需要采取的措施,都会很清楚。领导提出一个政策,我们往往马上推想到这个政策具体执行会遇到什么问题,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乃至于这个政策最终会如何收场等等。

后来我发现,把这些基层管理经验推而广之,在许多事情上往往也能得出很多准确的预计。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开始和结局,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经验和立场,尝试理解每个人的立场和选择,基本就能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和最终的结局。当然,如果我们掌握的信息有限,那么,所做的判断是否准确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不了解的信息的影响。

我这点浅薄的经验,当然不是什么独得之秘,而是大家都了解的道理。只是我们往往只关心暂时的现象,没处在承担具体责任的岗位上,就不用关心这些现象发生的背景,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们能够对事情做出推断,是因为我们可以对人的选择做出推断;而我们之所以能对人的选择做出推断,依赖于一个假设——这个假设也是经济学的基础假设,即人是理性的。



不了解经济学的人,有时会认为,经济学中所谓的人的理性,是一切以经济因素,直白地说,就是以金钱为导向,这当然是很大的误会。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推断别人的选择时,并不会认为对方一定只考虑金钱得失,事实上,经济因素很多时候都是次要的,甚至完全不相关的。

经济学中所谓的理性也是一样的,具体地说,它是指“一个决策者在作决策时,在他可作的选择中,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至于什么是最好,当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因素,它很可能还包括理想与情怀,包括道德责任感与感情倾向性。

用林毅夫教授的话说,这个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经济学的“本体”或者说核心,根据这个“本体”对世间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都是经济学理论,不管这个理论所解释的是经济学现象还是社会学、人类学现象。

经济学家们已经从这个原则出发,解释了婚姻与家庭、法律与犯罪、宗教与战争、文化与科技等各方面的许多现象——在这些领域的专家们看来,可以叫做“经济学帝国主义”,但这个“帝国主义”却往往能提出令人信服的逻辑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加里·贝克尔说:

“理性分析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比讫今为止已经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我现在仍然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是非常有力的武器,经济学帝国主义可能较好地描述了我的工作。”

这种谦虚的得意,更主要的是,他出版的几本经典著作,比如《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人力资本》、《家庭论》等,应该足以让一些人吹胡子瞪眼了。



在《本体与常无》这本书中,林毅夫认为,一个经济学家必须具备四种能力:

  • 第一是理解经济学的本体,即人的理性;
  • 第二是能快速掌握和一个现象相关的决策者是谁,以及这个决策者所面对的各种约束条件,所具有的各种选择,以及不同选择所需的不同成本;
  • 第三是能构建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模型,最好是简洁的数学模型;
  • 第四是能用计量方法来检验理论模型的推论能力。

这四种能力应该都在“本体”的范围之内。

除此之外,还要有一种不被现有理论束缚的心态,即所谓的“常无”。因为理论不是真理,只是真理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根据波普尔的说法,只能说还没被证伪,而永远不能被证实。

因此,看到一个现象,就用现有理论去套,而不是根据理性原则,去具体分析现象背后的决策者及其进行决策的相关要素,当然不能算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只会读书越多越顽固,用林毅夫的话说,叫“越读越意识形态化”

《老残游记》当中有一句话:

“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可以说是“越读越意识形态化”的经典例证。

这些“君子”当然有好的用意,但好的用意不一定造成好的结果。他们不去分析具体现象,不去考虑具体场景中具体的人是根据哪些因素做决策的,也不去解决外部的可以改变的因素,动辄曰“人心”,动辄曰“道德”,实际上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因此往往坏事,也是可以预计的。



林毅夫把经济学家分成三个层次:

  • 第一个层次是“经济学教授”,对现有理论和文献非常熟悉,能够很好地归纳、总结和讲解;
  • 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学家”,不仅熟悉现有理论,而且能根据新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
  • 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学大师”,他们不仅能提出解释现象的新理论,而且能够依托这些小的理论形成一套一以贯之、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这让人想起儒家所说的君子之道。《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意思是说,天下万事万物,无不有它运行的道理,小到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大到天地万物的生化,都需要我们用心去体察,去理解。如果能“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也就是理解事物发生、发展、变化、消亡的过程,则“可与入德矣”。

这也就是儒家所谓的“诚”,通过理解万物运行的规律,君子可以预测事物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因此说“至诚如神”。

从“经济学教授”到“经济学大师”,正如同从“小人儒”到“君子儒”。“小人儒”背诵四书五经,恐怕不输“君子儒”,但做事情,却反被经典所束缚,不能用心分析具体现象,提出符合实际的措施,他们自己所谓的“道德”固然彰显了,事情却没有往好的方向发展。

从“小人儒”到“君子儒”,中间所缺的一步,或许是责任的承担。

承担具体责任的人,必须以真正推动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为中心,因而不得不深入分析现象,理解影响事物发展,影响每个人决策的各种因素,从而提出合宜的措施。他们的道德,是通过事物的发展来彰显的,正如《中庸》所说,“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或许正出于这个原因,林毅夫总是强调“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期许对于经济学家的重要,唯有“声声入耳,事事关心”,才能摆脱成见,深入分析,才能充分发扬经济学的理性“本体”,而已“常无”的心态对待既有的理论。


这本书可以侧重阅读《与林老师对话》《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两篇。其它的大部分是口水文章,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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