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还要儒家吗?



读姚中秋的《儒家式现代秩序》,很失望。读这本书的本意,是了解儒学在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思考,但如果都是些自说自话的呓语,就没什么价值了。

就本书而言,最常见到的就是“中国是儒家的中国”,“复兴中国就是复兴儒家”之类的牧师布道语。对当代社会的基本结构缺乏理解,对传统则扭曲性地美化,提出的观点,则开祠堂、立宗族、结东林党、以人治代法治,就差明说三纲五常、磕头跪拜了。

其中唯一一篇涉及对现代社会的具体讨论的《钱塘江以南的中国:儒家式现代秩序》,论证了改革开放能在广东、深圳大获成功,是因为广东宗族势力强,比较符合儒家式的传统社会结构,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而书中一些有意义的概念,比如多中心、宪政这些名词,又全都来自西方保守主义著作,特别是奥地利学派。

于是去找一些背景资料,也看到“叙拉古之惑”写于 2017 年的热文——《瞧,哪些新儒家》。这篇文章说得很对啊,特别是大陆这些自命的新儒家们,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孔子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如果所返的“古之道”,还是一个基于今天的概念臆想出来的,不顾事实与逻辑地加以美化的,就更危险了。

儒家是历史中的儒家,它有基本的义理逻辑与问题框架,但它的实践,不可能脱离它所处的时代。

以今天的眼光看,儒家在农业时代的中国推演出了一整套能降低治理成本,维持社会秩序的制度与规则,而这些制度与规则又反过来影响了它的义理逻辑与问题框架,理论与实践难解难分。或者说,学统与政统交织在一起,都深深地打上了农业时代的烙印,让人想起它,就想起了那个时代,想起了它的光彩面与丑陋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人谈起儒家,感情上容易激动,理性上却不容易把问题说明白。

今天的社会,其基本结构与运行方式,已经和农业社会、封建社会大不相同。以旧模式来套用新社会,无疑是愚蠢的。带着新问题去追溯,却说不定会得到一些启示,这就是当代社会对旧文化的应有态度。

当然,要新儒家自己来说,这肯定是不够的。他们的期望,是传承旧的义理逻辑与问题框架,对新社会做整体的分析与系统的架构,要学西汉的贾谊、董仲舒,重写《春秋公羊传》,做帝王师,开万世太平。

这个期望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跨过了儒家历来的保守主义传统,而提出激进的社会改造计划,像空想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妄图以人类的智慧设计出完美的制度,给世界定下终极的目标和答案。



西汉的儒学,和孔子时代比,有了很大的调整,并且这个调整也不是短期内完成的。融合法家、老庄自不必说,自身传统也要改造。

比如事关祭祀的神话系统,为了要打击分封制,就不能再支持东南西北中五帝平等的说法,而要分出个高低来,明确谁才是最高天神——这个天神是东皇太一也好,是黄帝也好,抑或是某个来源不明的,或者形而上的天帝也好,总之只有皇帝才能祭祀,其它封王不许独自祭祀。

新的社会,新的形势,提出了新的问题。西汉的贾谊、董仲舒等大儒,针对新问题,改造旧传统,提出了包括新的礼制规范在内的一系列治理方案,不能说开万世之太平,往圣的绝学算是继承下来了。他们的成功,是基于对新社会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旧传统所下的真功夫,取得的真学问。



当代的实践,当代的问题,塑造着当代儒学的义理逻辑与问题框架。因此,用心于儒的人,第一件事,自然是学习今天的自然、社会、人文等各门科学,侧重于传统的,也应该是对史学、经学做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谈所谓儒家,才能谈儒家与当代社会的关系。

总的来说,把历史上的大儒们放到今天,他们的意见大概会相当一致,那就是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多谈些学问,少谈些想法,多修为自己的德性,少感叹什么人心不古。

我们总该记得,是知识带来思想,而不是思想带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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