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笔记(十一):总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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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

汉唐之后,儒家面对佛道思想的挑战,要提出自己的心性学说和修行法门,《大学》和《中庸》逐渐受到重视。比较早引用《大学》的,是唐代韩愈的《原道》,正是排斥佛老的名作。此后,《大学》的地位不断上升,直到朱熹把它排到四书之首,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论语》和《孟子》。

《论语》和《孟子》虽然记录的都是圣人言行,毕竟过于零散,学习者不容易抓住要点。《大学》却系统地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清楚地说明每个人应该如何一步步修养自己,完善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

佛家和道家对人的生活方式有很多具体说明和功利诱导,因此容易深入大家的衣食住行,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汉唐时代,一个人如果入世做官,就侧重儒家,如果没做官,就走向佛家和道家,正说明了当时儒家的缺陷。宋明理学抛出《大学》来,并在阐释过程中加入了不少佛道两家的理论逻辑,就是要弥补这个缺陷。

从此,儒家的理论变得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更容易被大家理解与实践。从另一个角度说,即名教的束缚越来越深化,祠堂牌坊、忠孝节义对个人生活的掌控越来越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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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说,“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几乎其不差矣。”

可见儒家对个人生活的指导,是从《大学》开始的,并由《大学》提供了一个整体框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从个人生活一步步阐发,推论到社会生活,进而推论到整个世界的理想状态。

也因为《大学》提供的行动框架规模宏大,使它可以容纳几乎所有其它方面的阐述,不论是谁,不论如何生活,总是跳不出这八个条目的范围。于是,儒家学者们开始把各方面的内容都整合进来,试图构建出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

《大学》的经文不过两百来字,用于解释的“传”也不过一千来字,可生活却是纷繁复杂的,这些经文与解释远远不够——特别是用来教育君王的时候。于是有《大学衍义》,详细讲解“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崇敬畏、戒逸欲、谨言行、正威仪、重妃匹、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连怎么管老婆都讲到了。后人觉得还是不够,于是又有了《大学衍义补》,分出来十二个条目,一百一十九个子目。

当时的人重视君王的教育,是因为把天下人的生活都依赖在君王身上。

辛亥革命已经一百多年了,我们没有这种依赖,也不打算有。我们回过头来阅读和审视《大学》,是出于自己的目的。


3

我们今天又来读《大学》,当然不是犯了失心疯,或者有什么受虐倾向,想要恢复三纲五常,封建秩序。而是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与压力,想要找一条出路。古代先贤的见解固然有它的时代局限性,其中的一些理论与逻辑,或许多少可供参考。

前人对《大学》的阐释实际上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三纲领、八条目是个很好的框架,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所以宋代以后,儒家学者如果有什么新思想,就从重新解释《大学》中的某句话或某个字开始。其中大家最熟悉,也最重要的,就是从理学到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的变化。

朱熹写《〈大学〉章句》,对《大学》的内容做了很多整理工作,不仅调整了顺序,而且在怀疑有缺漏的地方增补了一些内容,即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当然,这里要说明的是,朱熹可不是俗儒,暗搓搓地偷改古文,而是明明白白地说清楚这就是他增补的,目的是使全文更系统,更好地融汇贯通。

王阳明认为,朱熹的这些整理和增补没有必要,《大学》原来的文字也可以解释得通,于是有《古本〈大学〉》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表达与朱熹不同的见解。

王阳明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有不少差异,个人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格物”的解释。

朱熹注解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而王阳明认为这种解释有些牵强,“‘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这样就抛开了对外部世界的研究,而侧重个人内心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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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是对理学的挑战,或者说,是儒学在日常生活中的进一步深化。

按照朱熹的理论,三纲领、八条目是一步步循序渐进的,最开始的一步,自然是“格物”,也就是研究和理解世界运行的客观规律。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理解自己,谈什么诚其意、不自欺呢?

这种理解容易遭到质疑:世界上的事物无穷无尽,我们对事物的理解终究是有限的,那是不是就不能“诚意、正心、修身”了?朱熹的回答是,世间事物虽然无穷无尽,但随着我们理解的加深,早晚有一天会豁然贯通的,而且认识了一件事的道理,就要遵循这个道理去做,自然不必等到彻底理解整个世界才开始行动。

朱熹的回答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豁然贯通的说法不可靠,而且我们能否在不理解整体的情况下完全理解个别事物也是个问题。

王阳明认为,我们再怎么认识世界,理解世界,无非是为了过好自己的生活,而怎么过好自己的生活,其实全在我们的内心之中。并且,“知”和“行”是拆不开的,并不是先认识一条道理,然后再照着这条道理去做,我们对“过好生活”的“知”,就在于我们的生活本身,如果没有如此生活,就不能说理解了这种生活。

王阳明的解释,一直以来都被排斥在官方正统之外,但也一直有很多支持者,造成很大的影响。最主要的一点在于,按照朱熹的思路,儒学可能会被局限于士大夫的高头讲章之中,王阳明的思路却大大降低了它的门槛:一切都在你的内心,现在就开始行动。

事实上,王阳明提出“心学”后,他的弟子和支持者们正是通过大量的小册子和民间讲学来扩大影响的。他们的讲学不只是在书院里,而是直接在公共场合,面对普通百姓演讲。当然,又搞出来不少传说故事,说谁家的儿子原来是个不孝子,听了演讲之后痛哭流涕,改过自新之类的——和佛教的劝诫故事完全一个套路。这些套路,某种意义上也反应了“心学”的基本意图。

这样,我们就看出来,心学是儒家理念对百姓日常生活的进一步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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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的代价是很大的,为了这种渗透,不得不抛开深刻的思辨,只留下最直接、最容易被大家理解的道德教条。

王阳明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其实,一个没有经过社会教化,或者和“父、兄”有深厚感情的人,恐怕是不知道所谓“孝、悌”的,这里的“自然”其实并不自然。

从这个角度说,“心学”所说的“心”,“致良知”所说的“良知”,其实主要是对社会规训的内化。它要求一个人不仅遵从社会规训,还要在内心中彻底被驯服,让这些规训成为自己“天然”的想法。

当然,处在那个时代,没有人会说,也没有人敢说这些规训的不是。

王阳明又说,“若只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清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照这么说,大概天下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都可以一天两天就说清楚了,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从内心深处驯化自己,让自己认同这些社会规训,让这些规训彻底成为我们的“良知”。

并非我们有意以这种浅薄的方式去理解心学,而是心学在推向普罗大众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被浅薄化。

从这个角度看,“心学”在当今世界的流行,其实与“豫章书院”、“女德班”之类的封建遗毒大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们想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必须承认生活的复杂性,必须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必须深入地理解这个世界,理解社会,理解自己,理解他人,而不是抛开外物,一意讲求内心的所谓“良知”。

所有的“良知”,所有的“内心”,都从我们对世界、对自己的理解而来,没有更深入的理解,就不会有更深刻的“良知”。

因此,“致良知”一定是“格物致知”,而且,这里的“格”是“穷至事物之理”的“格”,而不是“去其心之不正”的“格”。也就是说,“良知”必然要通过深入学习自然、社会、人文科学而来,抛开科学就没有所谓“良知”,只剩下道德规训。

所谓的国学班、儒学班,尤其是面向未成年人的课程,无非是粗暴地灌输各种规训而已。这也就难怪他们不讲圣贤教导,而喜欢一个满清酸秀才写的《弟子规》了——其实,他们直接讲《中小学生行为守则》就好了啊!不仅条款明确,还更贴近现实。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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